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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是从小学大学全面落后,没有培育诺贝尔奖的环境!找病因到底在哪里

时间: 2020-11-20 来源:蒙台梭利
刚看新闻一个大连研究生自杀身亡,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到底我们的教育哪里出了问题?

应该说我们的教育背景模式还是孔儒的那套东西,孔儒教育的模式就是培养听话的孩子,听老师的,听家长的,听领导的,听圣人的,弟子规不是都进入幼儿园小学了吗?从小就熏陶这种听别人的,慢慢孩子长大,这些孩子真正成为自己的样子了吗?其实都是磕磕绊绊的成为了别人眼里的样子,应该说没有多少孩子真正为了自己活过,独立的灵魂被这种教育模式抹杀了,想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难,我们都是被设计出来的好学生,优秀学生,可是这个优秀的标准无非是牺牲个体独立精神。科技发展需要大批有独立精神,有创造力的人才,这些丢失灵魂的孩子能承担科技发展的重任吗?

我们的教育总是在浪费孩子的时间,三十年的教育让孩子做成别人的样子,三十年后突然醒悟,为啥我们总是纠结压抑的做别人眼里的样子,为啥道理都是大师圣人给我的,难道我们就没法在生活中了悟属于自己的道理吗?再好的东西,不是来自自己的体验总结,又有什么用?但是很可惜,真正醒悟重新找寻自己的还是少数,应该说大部分一辈子就是带着面具活成虚伪的样子。人本教育,什么时候真正的以孩子为本,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思辨能力?传道受业解惑,都让你一个人圣人做了,下面的人还需要独立灵魂吗?一个集体如果都是没有灵魂的,都复读机一样的说着圣人的话,你指望这些人有洞察力和创造了吗?你指望这些没灵魂的人去探索科技吗?剥夺了孩子的体验生活,了悟真理的机会,这种教育是病态的,只是我们奴性思维太久,已经习惯了被别人阉割思想。

读过黄全愈的走进美国家庭教育,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的小学生训练的就是独立的思辨能力,你发表属于你的看法观点,通过你的分析思维判断,这一些列的思维过程,产生的属于自己的论点。我们的小学生在做什么?背诵弟子规或者诗词歌赋,让孩子听家长的话,听父母的话,我们剥夺了让孩子体验去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发表独立见解的机会,我们其实就是让孩子顺从服从听圣人的道理,记忆理解圣人的道理,你无需思考其他的。我们的传道授业解惑,重点就是传递传承,老祖宗的精华,你记住理解了就OK了,所谓的理解无非也是认同罢了。我们的孩子在想象力,观察力,独立思辨能力,创造力上是落后的,因为我们的教育背景是抹杀了独立个体体验自己观察社会生活的机会,也就造成了我们的孩子看似很努力,看似考试成绩比美国孩子好,但是在科技发展上,我们的孩子不是人家的对手。因为科技领域和应试教育是两码事,需要的是独立思辨探索精神,可是我们的独立精神在小学就开始慢慢被抹杀阉割。

下面两篇文章,一篇是说明我们的孩子从小学就落后了,另一篇是大学的落后

听众朋友,大家好!

有一种能力,如果掌握了它,您的孩子会变得勤思好问、思维敏捷、思考通透。美国的实验发现参加过这种思辨能力训练的孩子,数学成绩、阅读和写作水平,都大大提高。

这是种什么能力呢?就是哲学思辨能力。有一种说法是“15岁前与孩子对话的深度,决定未来孩子思维的高度和深度。” 也就是说,父母与孩子对话的深度,决定孩子将来思维的格局。

今天我们就谈谈,怎样培养孩子的哲学思辨?

可能很多家长会叫起来,跟孩子谈抽象、高深的哲学?天方夜谭吧!如果我说,孩子从三岁开始就有了哲学思辨能力,您一定不会相信。但是请您回想一下孩子是否曾经问过您类似的问题?比如“天空的后面是什么?”“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从哪里的?”“这朵花为什么对我笑?”“为什么大灰狼总是坏蛋?”“大灰狼的儿子小灰狼也是坏蛋吗?”其实,这些都是哲学问题:包括时空的有限和无限,美的意义,善和恶的区分。

虽然孩子的问题很幼稚,但这意味着孩子哲学思辨的触角正在向四周展开……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在教育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就是philosophy for children, 翻译成中文就是“儿童哲学”。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李普曼,他最先提出儿童哲学的理念。他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思考力可以通过哲学思辨能力的训练得到提高。李普曼编写了一系列儿童哲学训练的教材,包括故事,小说和老师训练手册。他的这一套东西被运用到幼儿园和中小学去训练孩子,实验的结果令人惊奇:参加过哲学思辨能力训练的孩子的数学成绩、阅读和写作水平都大大提高。1998年,李普曼的儿童哲学的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推广。

“儿童哲学”并非传授哲学知识,而是引导和启发儿童与生俱来的思考潜力,使孩子更具有推理、判断与创新的思维能力,更具有批判精神、更通情达理、更有民主意识。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我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在培养孩子的哲学思辨能力上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儿童与哲学,从来就不沾边。说来说去,很多家长可能还是觉得,哲学思辨能力仍旧是看不见,摸不着。

好的,我们来点实际的。我先介绍第一个实例。

美国有一本儿童书,叫《嗨!小蚂蚁》,说的是一个小男孩想踩死一只小蚂蚁,他给自己找了很多踩死小蚂蚁的理由,但是小蚂蚁也有很多“不能踩死我”的理由。

这个小故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尊重”。小男孩想踩死小蚂蚁,因为在他的眼里,蚂蚁这么小,根本就不值得尊重。但是小蚂蚁不想被踩死,他据理力争:蚂蚁小是小,也应该得到尊重。从小蚂蚁的生存权,引出了公平对待个人权利的问题。

三四岁的孩子,也可能没有这些深的思考。但是美国的“儿童哲学”教育者,用这个故事为孩子们设计了一堂生动的讨论课。

讲完故事后,老师先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这个男孩想踩死小蚂蚁的理由是什么?蚂蚁不让孩子踩它的理由又是什么?你还能想到什么理由踩死,或者不踩死蚂蚁?为什么你的理由是好的?

接下来老师会把具体的问题逐渐抽象化:这个男孩喜不喜欢小蚂蚁?他尊不尊重小蚂蚁?为什么?这个男孩应不应该尊重小蚂蚁? 你会不会尊重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

随着讨论的深入,问孩子的问题已经从听故事走向抽象的哲学思考了:这个男孩跟小蚂蚁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这个男孩比蚂蚁更优越吗?小蚂蚁重要吗?其他的生物重要吗?小蚂蚁有没有生存权利?其他动物有没有自己的权利?

好了,最后的问题涉及到权利和力量,因为男孩比蚂蚁更有力量,他是不是有权利去踩死蚂蚁?是不是在学校里,比你强壮的孩子就应该欺负你?你比某个同学强壮,你应不应该欺负他?

从这个训练实例中,我希望家长们可以慢慢地揣摩这些精心设计的问题。思考一下这些问题的内在联系。这将对你们为自己的孩子设计“哲学思辨能力训练课”大有帮助。

下面我再介绍一个实例。

这是根据儿童绘画书《如果给老鼠一块饼干》设计的。刚开始,小老鼠问男孩要一块饼干,接着小老鼠口渴了,它又想要一杯牛奶,然后又提出想要毯子睡觉,最终导致层出不穷的要求。故事的结尾,老鼠又要求另一块饼干,这让他想要另一杯牛奶……贪得无厌也好,不厌其烦也罢,反正小老鼠再次进入这个需要的循环。

在我往下讲之前,大家想一想,这个故事隐藏着什么深刻的哲学思考?比如,小男孩和老鼠的关系,像不像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只要老鼠想要什么东西,小男孩就会不计任何回报地满足老鼠的要求。这跟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跟孩子讨论这个故事,可以让孩子们有机会反思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让孩子看到:父母怎样为孩子做了很多不要求任何回报的事情。当然,如果把小男孩与老鼠的关系上升到利他主义,这个哲学讨论就会更深刻了。

讲完故事,家长用第一组简单的问题,引导孩子讨论:小老鼠要男孩帮他做什么?小男孩帮小老鼠做了什么?小男孩愿意帮小老鼠吗?为什么?小老鼠帮助小男孩做什么事了吗?如果你是小老鼠,你会不停地要求别人的帮助吗?如果你是小男孩,你会不停地帮另外一个人吗?

在第二组问题里,开始讨论小老鼠和小男孩的关系。他们两是朋友吗?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小男孩是不是应该像父母一样帮助小老鼠?如果他们俩不是朋友,也不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那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小老鼠应该为这个男孩做任何事情吗?为什么?你的父母为你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认为他们应该做这些事情?你为父母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做?

在讨论的第三阶段,问题开始走向抽象,逐渐进入利他主义的哲学问题:为什么这个男孩要帮助小老鼠?男孩从小老鼠身上得到了什么?小老鼠从男孩那里得到什么?应不应该帮助那些不为你做事情的人?为什么?为什么不求回报就帮助别人?当我们帮助他人时,即使他们没有为我们做过任何事情,我们也能获得什么吗?另外,孩子们可以探讨:什么时候应该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什么时候不应该帮助他人?帮助别人没有回报,这是不是公平……

从上面两个实例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训练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一是先找到故事隐含的“哲学”;第二就是问题的设计。一般来说,问题设计都是从故事入手,然后层层深入,到最后,落脚到抽象的哲学问题上,比如,“要不要尊重一个比你弱的人?”“帮助他人要不要回报”。

那么,家长们应该怎样做呢?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第一、训练的基本形式是,我称之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通过对话逐步澄清参与谈话者的观念和思想。“对话”的前提是相信孩子已经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家长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一个“助产士”,帮助孩子产生和形成对问题的看法。所以,“对话”中家长应该采用提问的方式,然后跟孩子一起完成思维的飞越。

我们给孩子讲完一个故事后,常常喜欢给孩子一个结论: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什么道理。当您把结论直接告诉孩子,孩子就失掉了自己思考的过程。“苏格拉底式对话”是通过一层层提问、追问、反诘,把孩子的思考引向抽象的高度。让孩子自己得出自己的思维结果。

比如,给孩子讲小蜗牛的故事。小蜗牛不喜欢走路带着它的壳,因为它看见别的小动物都没有壳,蚯蚓没有壳,小鸟也没有壳。小蜗牛有些自卑了。蜗牛妈妈告诉小蜗牛为什么要喜欢自己的壳。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不能把结论告诉孩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己的东西再丑都应该喜欢”。因为这是您的认识,不是孩子的认识。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您跟孩子之间的对话:为什么小蜗牛会不喜欢自己的壳?小鸟没有壳美不美?小蜗牛有壳美不美?小鸟会不会认为小蜗牛美?您认为小蜗牛美不美?一步步追问,让孩子思考:美的标准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美学的终极问题。

第二、哲学思辨能力训练的基本内容是有趣的“故事”。家长在挑选读本后,可以根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拟定一个讨论提纲,列出讨论的问题,采取一步一步上楼梯的方法,把孩子的思路通过提问,引向更高、更开阔的顶层。

第三、在美国等国家流行的儿童哲学的教学形式是小组讨论。孩子们坐成半圆形,老师坐在中间。如果我们把儿童哲学搬到家里,讨论就只剩下父母和孩子了。这无形中少了孩子和同伴之间的互相刺激,补充和启发。因此,有条件的家庭,最好是邀请孩子的同伴来参加这种哲学讨论会。当然,在家庭中进行讨论的好处是形式灵活,吃饭的时候,坐在车里的时候,或睡觉前,父母和孩子都可以就一个小故事、小新闻开展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对话。比如,老人摔倒该不该扶?可以上升到伦理层次上讨论。

第四、家长跟孩子的讨论,应该从始至终,处于开放的状态。家长是提问者、引导者,没有权利回答任何问题。提问是层层深入,一环扣一环的。最重要的是全程呵护孩子的思路,引导孩子一步步进入深度思考。孩子的回答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毫无章法,没有逻辑。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让孩子知道“哦,我们还可以这样问问题,这样想问题。”“这样思考问题很有趣”。使孩子在讨论中逐渐进入哲学思辨的境界。孩子可以朦胧地意识到关于权利、平等、尊重、利他等哲学概念的意思,但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这种讨论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结论,家长只关注:孩子对哲学问题探寻的过程,哲学思辨能力的思考过程。简单地说,儿童哲学就像孩子学走路、学说话一样,孩子需要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会自己咀嚼、自己消化、自己吸收。所以说,儿童哲学的重大价值就是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改善孩子的思维品质。

总结我们今天的内容。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我们可以通过哲学思辨能力的培养激发孩子的哲学潜能。在家庭教育中推行哲学思辨能力教育,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了“未来孩子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为了孩子的终身发展,值得大家去实践。

好了,在哲学的天空漫游了一圈,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美国教育强调了个体去体验发现真理道理,我们传统孔儒教育强调的是听道理,虽然也加上所谓的理解,但是怎么理解的?是通过自己的体验思辨获得的吗?何况先入为主的给一个道理,怎么也得想办法让自己靠近所谓的道理,这就是你所谓的理解。

再比较一下大学,为什么诺比尔奖总是落入这所大学,这个文章写的很不错,我复制过来,算是让大家看的更清晰真相。

作者简介:石毓智 (斯坦福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来源:精雕细课

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迄今为止,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第二。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保罗·米尔格罗姆、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威尔逊

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

一张学术讲座票
200美元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别说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风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

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斯坦福大学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斯坦福师生吃饭时,
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我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为了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

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


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20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菲尔兹奖第一位华人获得者丘成桐(1982)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1、大众的思维水准。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2、哲学传统。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而且似乎封建社会几千年被儒家思想控制后,也只剩下了坟墓里唯一一个圣人的声音,个体全部失声。其实孔老二的那些根本都不是哲学,只是统治者控制愚弄人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装逼,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亚里士多德的同年代孔子做什么?开始当殉葬出殡的吹鼓手,后来开培训班,还杀死同行少正卵,后来到处跑官求官。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几何学的奠基之作

3、教育体制与目标。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4、家长和老师的期许。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5、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6、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7、道德风尚。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我们大学教授忙着做什么?如何晋级,如何当官,如何勾引女学生。


诺贝尔奖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


顺便说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也同样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范围。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1901-192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获奖理由

其实这种局面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的教育模式,我们虽然喊着教育的口号很响亮,虽然喊着一切为了孩子,可是从小阉割了孩子的独立精神,独立的思辨能力,从小学这个起点,我们已经落后了,到大学,我们和人家的差距更大,教育是以人为本,以个体为本,可是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吗?

其实入土为安更尊重老祖宗,没事就从分离把尸体拉出来,刷点粉子就说这些不忘本,其实做这些东西没任何意义,你根本就不尊重老祖宗,你只是逃避当下,当下我们需要培育更多有独立精神的人才,需要推动科技进步,这些才是最需要做的,老祖宗也帮不上忙,几千年的圣人都没有解决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百姓问题,你拿到今天就能解决科技的问题吗?相反,复读机一样的习惯了听道理,会阉割你的灵性创造性,个体的我没有了,只剩下复读机作用了,或者用奴才这个词更确切。

不乐观的说,其实我们的教育模式只是生存教育模式,没有培育科学大师的环境,因为独立思辨能力被阉割掉了,大家上大学也就是追求找个好工作,当个小官,谋生吃饭罢了。存在的不是因为合理,而是大家都奴隶一样的失去灵魂罢了,几千年都是这些追求功名利禄,现在还是追求这些。只要是孔儒教育环境不变,就永远别想出科技大师,就别指望科技有新突破。

到底哪里病了,现在明白病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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